2008台北雙年展 TAIPEI BIENNIA
08.Roderick Buchanan 羅德利˙布凱南 / 35.余政達
Roderick Buchanan 1965 生於蘇格蘭羅德利˙布凱南使用攝影、錄像、文字和物件來檢驗我們如何解讀他人的身份，以及個人如何在社會中定義自己。他有許多作品都與其他人合作，可能找業餘的足球員甚至路人，但「運動」通常是他藝術創作主要的研究工具和活動。
他對這種激烈且敏感的議題看法為：我覺得我只能以專家身分來討論的，只有關於「我」的議題而已。這麼一來，至少立場安全穩固，也因此，在我創作及展出的過程中，這是對我自己的經驗以及態度誠實以對的做法。
羅德利˙布凱南的錄像裝置作品〈我在這裡〉，呈現出二組軍樂隊精神抖擻的表演，分別投射在一道牆壁兩側的螢幕上。其中一組樂隊是「派克海德共和長笛樂團」（Parkhead Republican Flute Band），其主要訴求為呼籲英國撤出在北愛爾蘭的駐軍；另一組樂隊為「黑頭顱鼓笛樂團」（The Black Skull Corps of Fife and Drum），主要領導人物為倡導北愛與英國合併的人士，其目的在讚訟及維護「輝煌的大英遺產」。
這些樂隊由年輕人以及頑固守舊的中年人組成，他們似乎都十分重視自己的職志，然而，即便這些樂隊活躍於民間，他們和擁有五百年悠久歷史的正規軍樂隊的牽連更深。與其說軍樂隊是透過音樂搭建起人與人之間的橋樑，倒不如說他們激發了人們彼此仇視和排斥的情緒，進而煽動人們投入戰場。在此情況下，音樂所代表的，絕非一股分享普世精神的渴望。
在呈現這兩組看似毫無交集的樂團時，羅德利˙布凱南力求公平公正，並未流露出自身的偏好。羅德利˙布凱南表示：「兩個樂團同時進行演奏，不受彼此音樂的干擾，鐘擺設置的目的在於使雙方有同等的機會發聲。」由於兩面螢幕架設的角度朝向彼此，作品整體呈現出類似一唱一和遊戲（call-and-response）的效果。此外，一如標題「我在這裡」所揭示，作品也展現了僵持不下的氛圍。這件作品成功地表現出好狠逞兇性格的自我節制。 
以往我們對於音樂的觀感，會認為它是一種催化劑使人們能夠交流、放鬆、安撫、及提振精神等所用途。要說世間上最美好的事物，莫過於音樂了。但這是要看它為哪個地方所用，且用來做甚麼？在電影《Titanic》中，看到四人樂隊在沉船之際，依然堅守岡位選擇留下演奏的情景，不僅安撫自己與船上受難乘客的心情，也為這場災難增添了一絲人情的溫暖。而在電影《The Patriot》裡，因為美洲大陸的主權問題，使得英國和美國發生了無可避免的衝突。當英軍大舉入侵美洲時，英國的正規軍內的樂隊所發出一陣陣鼓動士氣的歌曲，看似精神抖擻的音律卻又像似安撫著孩子般的音符，讓人聽了格外諷刺。
這如同創作者所言「音樂所代表的，絕非一股分享普世精神的渴望。」他讓這兩個樂隊所產生的排次與對立感消除了，因為沒有人能夠打斷別人的演奏，他們彼此都應該得到平等的對待。觀者可以從中去比較兩者，但兩者除了制服不同、理念不同之外，很難看出這兩者間的仇恨與裂痕以及他們有什麼不同之處或是難以相容之處。
參考資料:http://www.taipeibiennial.org/ 台北雙年展官網
http://tw.youtube.com/watch?v=B24Ps29CBHo (PARKHEAD REPUBLICAN FLUTE BAND)
http://video.google.com/videoplay?docid=-4074126878762056988 (The Black Skull Corps of Fife and Drum)
余政達 1983生於台灣
余政達於臺北居住與創作，並就讀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創作碩士班。余政達的作品主要處理的是人的身體的變形及活動，以及在這個充斥著各種影像及媒體的世界中，關於身分的問題。他以自己的身體作為中介來創造作品，探索在媒體架構中發展出的權力關係。
附身【聲】者，是余政達在台北街頭拍攝的系列作品。他說，這件錄像藝術拍攝時，他是隱身在這些外籍人士身後，指示他們看著攝影機鏡頭，並要外籍人士重複著他說的語調，以及一一用國語介紹這些外國人的姓名、職業、在台目的和興趣，這些外國人再逐字覆述他所講的話，因為對於語言的不熟悉，他們像是喇叭般的試圖模仿，造成語言的變形及文化的差異，也完全不了解講的究竟是什麼。余政達表示「我（一個穿梭在他們背後的黑衣人），像是飄移的權力進出他們的身體，造成一種身分的虛擬及主體飄移的狀態。」
余政達選擇九位不同身分的外籍人士 ，包括舞蹈系的教授、菲傭、在台北學中文的日籍學生、在台大打網球的澳洲婦女、喜歡冒險的美國男士等，這些「模特兒」並非科班出生的表演專才，都是你我生活中在街頭擦神而過的路人。對這些人而言，模仿國語難度極高，錯誤難免，而且可能帶來很有趣的效果。像是「六十五歲」就可能會變成「幼獅午睡」，「教授」變成「郊狩」等等。透過錄像呈現語言翻譯過程中雞同鴨講而形成的幽默，以及因語言而來的、對於他人的形象和身份各種刻板印象、胡說八道和無稽的猜測。
余政達於臺北居住與創作，並就讀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創作碩士班。余政達的作品主要處理的是人的身體的變形及活動，以及在這個充斥著各種影像及媒體的世界中，關於身分的問題。他以自己的身體作為中介來創造作品，探索在媒體架構中發展出的權力關係。
附身【聲】者，是余政達在台北街頭拍攝的系列作品。他說，這件錄像藝術拍攝時，他是隱身在這些外籍人士身後，指示他們看著攝影機鏡頭，並要外籍人士重複著他說的語調，以及一一用國語介紹這些外國人的姓名、職業、在台目的和興趣，這些外國人再逐字覆述他所講的話，因為對於語言的不熟悉，他們像是喇叭般的試圖模仿，造成語言的變形及文化的差異，也完全不了解講的究竟是什麼。余政達表示「我（一個穿梭在他們背後的黑衣人），像是飄移的權力進出他們的身體，造成一種身分的虛擬及主體飄移的狀態。」余政達選擇九位不同身分的外籍人士 ，包括舞蹈系的教授、菲傭、在台北學中文的日籍學生、在台大打網球的澳洲婦女、喜歡冒險的美國男士等，這些「模特兒」並非科班出生的表演專才，都是你我生活中在街頭擦神而過的路人。對這些人而言，模仿國語難度極高，錯誤難免，而且可能帶來很有趣的效果。像是「六十五歲」就可能會變成「幼獅午睡」，「教授」變成「郊狩」等等。透過錄像呈現語言翻譯過程中雞同鴨講而形成的幽默，以及因語言而來的、對於他人的形象和身份各種刻板印象、胡說八道和無稽的猜測。
余政達騎著摩托車隨機採樣，經過初步的溝通和認可，就地錄影，也因此常有「出格」笑話的發生，「中文，對這些外籍人士來說就像在唱歌！」利用配音和雙語字幕（國語、英語）之間的落差，形成一連串語義上的混亂、無法理解的自我表達，預示著更具寬容心的社會互動，這些不準確和隨性，正是他所想表達的。
現代人旅行至其他國家，常常對於當地的語言只有很少、或是完全沒有掌握的能力，這種情形全球皆然，也是〈附身[聲]者：介紹〉的出發點。身為外人，異國的語言就如同一道聳立的高牆，而且對於他人的形象和身份也必然充滿著各種刻板印像、胡說八道和無稽的猜測。余政達讓這種體驗再更進一步，他雖然是本地人，卻以第一人稱來為不同的外國人發言，就像是腹語一般。在他的想像中，影像界面和觀眾之間存在著一種無可丈量的距離；曖昧的存在，像是一層膜，有厚度、有質地、有空間，他就在這段距離中尋找著人與影像間的對應關係，人身體與身份的變異與可變動性，將自己變成媒體來進行作品的操作，運用影像的同時，不是順勢，而是逆向的操作。同身為人這個物種，我們理應都是一樣的。隨著資訊科技的發達，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可說是越來越靠近。因文化背景的差異，使得我們若身處在異國他鄉，不安的情緒也會隨之顯現出來。創作者利用這樣的方式，去拉攏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而其實我們都是一樣的，我們沒有比別人差也沒有比較厲害，我們只是不習慣，不熟悉這裡罷了。從這兩個創作中，我深深地感受到，如果這是一個地球村的世界，我們確實也都在同一個世界裡，那我們是否應該懂得珍惜擁有以及現在，又何必去區分所謂的你我他呢？
資料來源: http://www.taipeibiennial.org/ 台北雙年展官網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